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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都市的建筑密集如条形码,这样的生活值得吗?
  这不是一种有尊严的生存方式   迈克尔·沃尔夫   大都市生活的拷问者 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隗延章
  发于2019.5.20总第899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  “有时候生活在大城市真的很令人沮丧,我想展现的是他们的煎熬。如果不把这些展示出来,我们都意识不到自己生活得竟然如此糟糕。”迈克尔·沃尔夫曾对媒体这样感慨。   迈克尔·沃尔夫是一名1954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摄影师,曾三次获得荷赛奖。今年4月,他在睡梦中逝世于香港长洲的公寓,享年64岁。   他最为知名的摄影作品,带有一种对大都市生活的拷问色彩。香港的摩天大楼,在他的照片中压抑、密不透风,日本地铁中的乘客,在他的镜头下,像是被关在罐头中的沙丁鱼。   “它们一点也不美”   迈克尔·沃尔夫早年曾在欧洲、美国、加拿大生活,后来在德国杂志《Stern》任驻香港的摄影记者。但他作为艺术家生涯的真正开端,要从2002年SARS侵袭香港说起。   2003年4月的一天,他的儿子放学回来,对他说:“爸爸你知道吗?我最好朋友的父亲昨天去世了。”他的妻子完全崩溃了,对他说:“我不能在这待着了,我要回德国去。”   迈克尔·沃尔夫突然意识到,自己已经在香港生活九年,却从未拍摄过这里。此前,他总是忙于去香港之外拍摄,回香港只是编辑图片。“我感到内疚。”他在一篇自述中这样写道。   最终,他选择留在SARS侵袭中的香港,并且拍摄它。那段时间,他每天早晨6点出门,穿梭于香港的大街小巷,直到晚上6点,带着胶卷,回到暗房冲印。   SARS中的香港街头,人们戴着口罩,所有事物异常沉默。对迈克尔·沃尔夫来说,却是一段至关重要的时光。他在这期间找到了自己看待香港的视角:香港的高楼大厦。   起初,他只是拍摄摩天大楼整体的照片,这样的照片,并未打动他自己。于是,他将照片中的天空和地平线裁剪掉,他照片中的建筑,从此看不到边界。在观看者的想象中,高密度的住宅大楼似乎在无限延伸和重复,给人一种压迫感。这在日后成为他最知名的系列作品《建筑密度》。   “(观看照片时)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,可能5倍,可能20倍,甚至100倍。这种错觉确实传达了我们在大城市中所体验到的东西。如果你去上海、香港,或任何一个中国大城市,你就会感到如此巨大的密度。”迈克尔·沃尔夫说。   这些的照片看起来很抽象,乍一看,像条形码。看上一会儿,才意识到这是建筑。仔细观察,照片中人们的生活细节会浮现出来:阳台上挂着一条毛巾,一扇略微打开的窗户,或者有人的T恤挂在外面晾干。   他的妻子芭芭拉·沃尔夫曾对德国新闻社说:“他巧妙地隐藏了那些小小希望,在他的作品中,为那些细心的观众留下了人类抵抗或幸福的痕迹。”   如今,《建筑密度》中的照片,有些一幅卖到了45000美元的高价。相比他照片中人逼仄的生存空间,他的客户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。收藏家们很多都拥有豪宅,在香港、里约热内卢、巴黎有多处房产。   “他们把这些作品买回家挂在墙上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照片很美,然而事实上,它们一点也不美,”沃尔夫说,“这有些讽刺。”   “这样生活是否值得?”   人在大都市中的生活处境,逐渐成为沃尔夫最关注的议题。   2010年,他空闲的时候翻看文件夹,见到5张他15年前拍摄的照片。照片拍摄的是乘坐地铁的人,因为拥挤,人们的脸贴在车窗上。   拍摄这些照片时,他还在做摄影记者。那是1995年,他因为采访沙林毒气事件来到东京。他被地铁车厢的拥挤程度震惊。在一个只有一条轨道,站台上可以直接拍到对面列车窗户的地铁站,他用10分钟拍下了这5张照片。   当多年后,又一次看到这些照片时,他决定回到那个地铁站,重新拍摄一组照片。但他忘记了地铁站的名字,于是,聘请了一位研究员。研究员根据照片上地铁车门的贴花,告诉他那是“小田急线”。沃尔夫来到东京,从“小田急线”每个车站都下车查看比对,最终发现当初拍摄照片的是北泽站。   他计划每年去北泽站4星期。期间,每天在北泽站地铁高峰期7:45到8:50,对着拥挤的地铁拍照。   拍摄中,他有过放弃拍摄的想法。因为大多数东京地铁中的被拍摄者,不喜欢他的镜头。有人闭上眼,有人举起手挡住脸,有人躲在金属杆后面,甚至,有一位男士在他拍摄时,对他竖起了中指。   迈克尔·沃尔夫最终还是完成了拍摄,“我想展现的是‘煎熬’,这种日复一日的折磨:每天上班花一个小时挤在里面,下班花一个小时挤在里面,像沙丁鱼罐头一样。这不是一种有尊严的生存方式。”迈克尔·沃尔夫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。   这些照片集合为他的作品《东京压缩》。这组作品和他在2003年拍摄的《建筑密度》,成为了他最广为人知的两组作品。一个拍摄于开阔的室外,一个拍摄于密闭的地铁,却对观众提出了相同的问题: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?   拷问大都市生活的摄影师迈克尔·沃尔夫,在自己39岁那一年,也曾对自己生活产生过深深的迷茫。   那是1994年,他还在德国生活,陷入一场中年危机。为此,他离开德国,来到香港,为德国杂志《Stern》担任驻香港的摄影记者。日后他对媒体回忆起这个选择,“相比欧洲的缺乏变化,我迷上了亚洲的不可预测性。”   从此,直到今年4月离世,他人生最后的25年,每年近一半时间都生活在香港。离世前,他生活在香港长洲,那是一个只有3万人口,生活节奏缓慢的岛屿。近两年,他经常拍摄长洲的日出和云朵。   10年前,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:“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我脑中闪现,我在许多地方停留过,但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产生共鸣。最后,我在香港停了下来,我的整个身心都对我说,‘就是这儿了’。”   最终,他在这里与世长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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